定量研究因为是从某个理论假设出发，概念建构是量化研究的前提，因此，定量研究的关键是必须确保概念之间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概念建构也必须以价值无涉的观察为前提。
柏拉图曾言：任何行政官员都必定是处理某些事务的法官，而法官尽管不是真的行政官，或真的能够变成行政官，但在一天中的某些重要时刻，他也要对某些事情做决断。See Edward M. Harris,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lassical Athens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2006, p.249.本文认为前者比较可信，因为前者的观点是基于梭伦改革之后的社会现状得出来的，而后者更多是一种逻辑推演。
[54] Oswyn Murray,The Solonian Law of Hubris，in Paul Cartledge Paul Millett and Stephen Todd(eds.), Nomos: Essays in Athenian Law, Politics and Society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1990, p.142. [55]同注[23]，第198页。本文认为，忒修斯是神话中的人物，有关他的资料难以证实。[35] 二、正义与城邦秩序——梭伦立法 德拉古立法虽然赋予了平民在遭受伤害时依靠城邦救济的权利，但并没有解决当时的政体问题，平民与显贵们的争斗仍然十分激烈。……就大多数人而论，在政体方面最为难忍和辛酸的事情就是身受奴役。[13]同时，本文把时间限定在公元前462年埃菲阿特立法之前。
柏拉图在《法律篇》中的立法建议为： 城邦体制有两部分：一是确立官职，另一个是给官员们的行政行为提供法律。[59]Martin Ostwald, Nomo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1969, p.173. [60] See Robert D. Cromey,Kleisthenes Fate, Historia: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, Bd.28, H.2(2nd Qtr.,1979), p.129. [61]参见注[52]，第44页。2014年11月16日，喀什市巴楚县发生的色力布亚镇公安派出所遇袭案，两案都造成多名公安民警伤亡，都使用了暴力手段，制造了恐怖氛围。
如，《关于反人类和平安全犯罪草案》第六条规定：由一国政府支持或执行的针对别国的恐怖活动，或者该国当局容忍或默许某一组织实施针对他国的恐怖活动，都属该法惩治的范围。目前，我国发生的暴恐案件中存在不少针对武装人员施暴情况。如果按照美国自己法律的规定，恐怕这一事件不能界定为恐怖袭击，因为其针对的是非常确切的军事目标。由此，区分恐怖主义犯罪对象是否为平民或军事目标，实际上在司法操作层面并无太大价值和意义。
就中国的现行法律而言，《反恐怖主义法》没有就恐怖主义的行为主体做出明确规定，相关法条具有较大解释空间。为此，理论研究机构和职能实务部门常常为如何定义恐怖主义争论不休。
这些不确定性，给识别、筛查、发现恐怖分子带来很大挑战，也使得防范遏制恐怖袭击发生变得相当困难。长期以来，因为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大分歧，以致联合国提出的恐怖主义定义难以在国际社会达成一致。[9]张海洋：《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的伦理难题》，载《法制与社会》2015年第5期。作为一种多样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，恐怖活动常常和犯罪、战争交织叠加，依据现有国际法规定，很难给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确切回答。
一个国家就暴恐案件作出的司法裁判，被另一国家视为侵犯人权的工具。美国称伊朗为最活跃的国家，甚至将其国家武装力量——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对待。如果恐怖主义者是为了争取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而斗争，或者是为了谋求一个群体的生存而斗争，那么，这种暴力行为就可能更有正义性。这些表明，恐怖袭击与战争行为不相类同。
然而，无论存在怎样的重大分歧，诚如美国学者布鲁斯·霍夫曼所言，至少，恐怖主义是个贬义词应当成为研究探讨的基点和共识。[16]张驰、张建武：《恐怖主义研究的批判与批判性恐怖主义研究现状》，载《国外社会科学》2013年第5期。
其后，美国政府又将该范围扩展到非战斗人员。当前，在国际政治格局中，极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。
于是，有学者将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，称为国家恐怖主义。如，《美国法典》规定，恐怖主义是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针对非军事目标实施的，经过预谋的、有政治动机的、意图影响大众的暴力行为。时至今日，一些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。其后，又有朝鲜、古巴、利比亚、伊拉克等国被列入。总的来说，恐怖组织建立了严格的组织制度，恐怖活动多由具有相当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的组织性集团所为。如果说反社会不能称其为政治目的，那么除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外，该类极端暴力犯罪已经完全具备了恐怖活动的其他特征。
此外，从促进世界和平的实用主义角度看，一方面，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泛滥，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确定的反恐主体。不同国家往往从自身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，希望作出于己有利的定义。
越简单越明确，越扼要越有力。[2]由于对恐怖主义内涵及其要素的认识各方差别较大，甚至相互抵啎，以致国际层面执行起来困难重重。
由此，9·11事件如果不能界定为军事入侵行为，那么，2001年10月7日，美国以抓捕本·拉登和惩罚塔利班为由，对阿富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为就面临正当性问题。目前分歧主要聚焦在恐怖主义是否具有正义性、是犯罪行为还是战争行为、是否必须具有政治目的、是否必须以平民为袭击对象、国家能否作为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等方面。
事实上，作为一种反人类的极端残暴行为，恐怖活动已经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。尽管这两种概括简单明了、浅显易懂，却扼要揭示了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。与此同时，恐怖分子的组成人员也是复杂的，很难简单地用一个明确的身份标签来概括。甚至有学者称，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，并非他们缺乏正义感。
显然，对这类手段同样残忍的暴恐活动，如果不纳入恐怖主义打击范围有失公允。他认为，针对所有美国人的暴力行为，是对美国政府、军队和公众直接或间接地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犯罪行的报复。
既可以是壮年男性，也可以是柔弱女子。并且，二者都具有反社会性质，多数情况下作案目标相同，都针对普通平民百姓。
为把恐怖主义行为与合法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相区别，2002年阿拉伯成员国曾正式签署一份协议提出，反对任何把恐怖主义和巴勒斯坦人民为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、建立自己独立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联系到一起的企图。总之，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，恐怖主义行为已经超脱原有的刑事犯罪形态，往往介乎战争行为与刑事犯罪之间，兼具二者的双重特征。
[15]同时有学者认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典型的恐怖罪行，从一些具体做法看，美国更像具有恐怖主义行径的国家。即使某一弱小国家认定某个强权国家为恐怖主义国家，也难以通过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实力让其承担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。【摘要】 长期以来，国际社会未能就恐怖主义定义形成一致认识，严重阻碍了全球反恐进程。五、国家是否可以作为恐怖主义行为主体 恐怖主义犯罪实施一般都有一整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，包括召募训练人员、选择确定目标、使用何种工具和手段、制定行动路线和活动范围等，并且具体恐怖袭击实施前都会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。
[6]不惟如此，一些秉持人权至上观念的学者也持类似观点。犯罪行为一旦具备了政治目的，触犯了国家政权安全，就超越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底线，走向了敌我斗争的法律范畴。
在这种缺乏普遍道义支撑的情况下，区分被袭击对象是否为平民或军事人员，并无法从法理上减轻袭击者罪责，更难以从道义上豁免其道德瑕疵。比如，一个国家采取的反恐打击措施，不被其他国家所尊重和认可，甚至被渲染、炒作为欺压、歧视特殊人群的政策。
为调动世界各国反恐积极性，共同应对、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，应当在恐怖主义主体中将国家暂时剔除。王逸舟教授直言，在国际恐怖主义谱系中，不能漏掉国家恐怖主义形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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